从过去到现在，我的人生经历了很多，梦想终于实现了。

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层面上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在政治层面上则表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实行共和的方式，经济上的公有制，政治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即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但仍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民族国家将以何种方式来组织？是沿袭帝制传统，还是仿效君主立宪，抑或建立共和政体？几经尝试，这个问题直到辛亥革命才算有了定论。

相反，在八二宪法序言中，第二段肯定了晚清以来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进行的英勇奋斗，第四段肯定了中华民国废除封建帝制的历史功勋，这样就使得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更为连续、丰满和完整，历史的连续性得以呈现。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坐标系的纵轴则是现代国家的谱系：晚清以来的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在回应现代国家普遍具有的两种叙事模式，即民族国家叙事和共和国叙事，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与共和国。所有这些具体的中国意象首尾相连，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在时间上向前向后均无限延展的中国，勾画出中国的家谱。不过，这个诞生过程极尽艰难和曲折，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变迁过程，亦即唐德刚先生所谓的历史三峡，波澜起伏、血雨腥风，充满了太多的屈辱与抗争、无奈与悲情，需要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同情理解。

最后一段：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自此以后，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任何一部宪法都宣称主权在民，任何一部宪法至少在形式上都确立了共和政体，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对城市土地后来就是收归，也即国家对城镇人民土地权的收归国有是一种绝对的所有权强制转移，作为一项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国家对城镇人民没有做任何补偿，其负面后果在今天城市改造过程中才显现出来。

二是1999年修正案中也不见了劳动者的字样，而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据说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个体户与私营经济的区别在于雇工8人以下和以上，但一方面，雇工8人以下的经营者被定为劳动者是固然是因为他们多数往往自己也参加劳动，但事实上也有不参加劳动的。因此，与五四宪法相同，现行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制度以及后来的变化，都是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密切相关的，所有权制度的变革绝对不能先于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124]参见李西彦等主编：《中国宪法学概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它还经过了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部分修正，其条款多数也是与经济问题有关的。

第一，旧规定没有征收、征用与补偿的规定，这无疑是一个现实不足，但不是立法错误，因为在1982年制定宪法时，人们的私有财产很少，国家征无可征。[40]有关市民社会对国家与公民关系的影响，请参见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第三章，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83页。

第二，双层经营体制其实已经排除了集体组织在农业生产中的组织者地位，所谓的合作或者集体本身，已经在实践中回复到了1958年公社化前的自愿加入的性质，也就是说，现在不是在集体的组织下进行生产、供销等的合作了，而是农民自愿进行合作，然后把这些合作通过宪法和法律命名为集体。然而，实际上，宪法制定得如何固然是宪法成功实施的条件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实施与否以及实施得如何，而实施得如何则取决于宪法的实施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是否使个人获得心灵的平安、是否使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和谐。西方学者亦如是说，如米尔恩认为：现实的人不可能是社会和文化的中立者。[32]［美］Ludwig von Mises, Liberty and Property,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http://mises. org/libprop. asp, 2008-8-25访问。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80]而且宪法第14条规定：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89]然而，这些修改并未原则上改变七八宪法的革命时代性质，所以才有了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即八二宪法。从社会经济的合理性角度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八二宪法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应当是不可逆转的了。

[31]故而冯·米塞斯说：如果社会主义者曾经卖过热狗，他们就知道市场的作用了。[51]正是在这种认识上，我们可以说，这三部宪法在经济制度设计上一脉相承，可以归为一类宪法，即计划经济时期的宪法文件。

尽管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七五宪法第6条有关农村土地制度的规定并未否定，征用农村土地的国家政策更自1958年实施至今。处于社会中的人，趋向于服从权威或群体行动，[66]即使有人不愿意，但在群体行动中往往不会抵抗群体。

第9条规定了第三个社会阶级即手工业者或个体户的经济地位。这是一条有完全强制力的宪法条文，用法律规定剥夺个人财产。1988年修改宪法时，引导一词有无1975年制宪者的意思，我们不得而知，但其来源确乎是那里。这种内容是七五宪法所包含而没有写出来的。其次，消灭私有制只是从1954年以来中国宪法的一项惯性规定，但是，在制宪当时的两个宪法修改报告中，解释第6条规定时，都跳过了消灭私有制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解释。这里需要简单谈一下农业的本质：一是家庭经营。

同时，也是对承包经营权的保障，因为如果所有权流转了，一方面就消灭了经营权。征购是一种强制性收购，收购价格是法定的。

[100]然而，第8条在原则上或实质上仍沿袭了前两部宪法的规定，不能反映中国农村以承包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的状况，所以1993年正式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代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所以，土地经营权进入市场使承包真正变成了一项个人权利，而且是能增值的个人权利。

[81]参见前引[68]，第80-81页。[101]这是对早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宪法化，报告中提出，要巩固和完善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102]1992年中共十四大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新成果，认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体制的重大问题。

[53]与序言的表述相较，它用规范性语言指出要依靠两方面的力量实现消灭剥削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一是依靠国家机关即用国家权力的手段规范和改造经济制度，在这里，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很小的，人们事实上认为，人民国家的先进性可以超越和控制经济规律。假如按照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两项任务的完成需要资本积累，而在当时人们的认识中，积累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第四个可能是，我们也可以说，把公民财产权规定在总纲中，显示了国家对这项权利的重视。[91]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参见王利明：《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5 - 56页。参见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13页。

二则并存不仅意味着在市场中的平等关系，还意味着互相依赖。然而，在农村人民公社实际存在了17年后，七五宪法第7条第一次将其写入了宪法，其特点是政社合一，也即人民公社既是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也是一种经济组织，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代表。

所以，现阶段私有财产不可能取消，而消除罪恶的选择也不是唯一的。[115] 4．个体和私人所有制 这个内容规定在宪法第11条中。

着重点为原书作者所加）。收归国有比较特别，是革命成果入宪的表现，也是现在宪法中已经消失的一种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其特点是国家无偿取得土地，[78]主要针对城市土地。无法盼法，大家还觉得有希望。一方面，从制宪史上说，七五和七八宪法规定的国家保护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在八二宪法中换成国家保护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72]当时在政治原则上认为集体所有制下的自留地等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的结合，但将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则是刘少奇、林彪……的荒谬主张。这个矛盾的解决，关键是使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否则，在农民占多数的国度里，废除私有制的目标不可能最终实现。

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可能成为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七五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国家的经济任务，因为它的重点不在经济而在政治，即规定于宪法序言第三段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这实际上是一种无过错责任。这实际上就是对学术上永佃权的政策表述，而经营权则是农村土地问题上的一项突破，它的目标指向农业的规模经营。